又到年終歲末，又到了農民工工資支付的高峰期。2011年，“惡意欠薪”納入刑法。近些年來，各部門和地方頻頻發(fā)力，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相關行為界定、定罪量刑標準、單位犯罪等問題進一步明確。今年，《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》正式實施。種種舉措為農民工追討勞動報酬撐起了法律的“保護傘”。
12月23日，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“依法懲治惡意欠薪、讓勞動者勞有所得”新聞發(fā)布會。發(fā)布會上通報， 2019年至今，檢察機關為農民工討薪3.4億余元，辦理支持農民工起訴民事案件25635件。
2020年，各行各業(yè)均受到疫情波及。上半年部分中小企業(yè)停工停產，檢察機關受理案件總數(shù)下降幅度較大，終止了往年的上升態(tài)勢。2020年1至11月，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審查逮捕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1295件1375人，同比分別下降46.3%和45.4%;受理審查起訴2504件2887人，同比分別下降26.9%、27.5%。
為農名工追討欠薪3.4億余元說明了什么？
2019年至今，檢察機關為農民工討回欠薪3.4億余元，這個數(shù)字背后說明了什么樣的問題?今年疫情之下，在惡意欠薪這個問題上又出現(xiàn)了哪些新的問題?
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 第一檢察廳廳長 苗生明：一方面說明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的重要代表者，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理念，積極履行檢察職能，努力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，確實是取得了一些成效。另一個方面，經濟社會發(fā)展過程中，企業(yè)主與勞動者之間的薪資關系始終是一對矛盾，受到經營狀況、企業(yè)主的一些具體情況的影響，就會出現(xiàn)一些薪資糾紛，甚至出現(xiàn)企業(yè)主惡意欠薪的情況。在司法活動中有時就表現(xiàn)為一種民事關系，有時就涉嫌犯罪，需要使用刑事追訴的手段。但總的來說，在保障欠薪，或是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方面，司法機關、檢察機關不能缺位，也應當盡到自己的責任。
受理案件總數(shù)大幅下降是疫情帶來的新特點
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 第一檢察廳廳長 苗生明：今年情況確實是有些特殊，一開年就受到了疫情的嚴重沖擊，直到上半年，有一些中小企業(yè)停工停產，生產經營活動受到比較大沖擊，就業(yè)崗位大幅度縮減，犯罪發(fā)生的一些因素在變化，和往年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不同。因此檢察機關受理案件的總數(shù)下降的幅度確實是比較大的。
“企業(yè)生產經營困難”暫時拖欠與“惡意欠薪”如何界定？
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 第一檢察廳廳長 苗生明：檢察機關在辦案過程中要注意嚴格區(qū)分企業(yè)因為資金周轉困難等客觀原因造成的工資暫時拖欠，與惡意欠薪犯罪的性質上的區(qū)別;需要綜合考慮欠薪者主觀的故意、造成危害后果、違法程度情節(jié)。如果確實是因為生產經營困難導致的支付不能，而沒有隱瞞、惡意情況，就不屬于刑事犯罪范疇。勞動者和企業(yè)主之間可以通過協(xié)商解決，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等等方式來解決。2011年修訂的《刑法》第276條之一規(guī)定，如果以轉移資產，逃匿等方法，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，或者本身有能力支付，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(shù)額較大，經過有關部門責令支付，仍然不支付的，這種情況下就構成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，就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。
為何對“惡意欠薪”的經營者“少捕慎訴”？
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 第一檢察廳廳長 苗生明：拒不支付勞動報酬這個罪名，法定最高刑是三年，所以在《刑法》400多個罪名里，它是一個輕罪案件。我們在考慮強制措施時有兩個方面的因素：①根據(jù)他的罪刑輕重，情節(jié)輕重，來決定是不是要捕要訴。②最近幾年，最高檢察院一直倡導少捕慎訴的理念。對企業(yè)經營者，能不捕的不捕，能不訴的不訴。因為如果行為人能夠在案發(fā)以后有一些積極的表現(xiàn)，能夠積極籌款，能夠認罪認罰，從主觀罪過到客觀危害上來講都不嚴重，考慮到法律的寬嚴相濟，可能就不捕不訴。
在被追訴期間未積極退賠的 依法從眾處罰！
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 第一檢察廳廳長 苗生明：如果在犯罪之后被追訴期間認罪認罰、賠償賠禮比較到位，這完全可以從寬處理。同樣，如果有欠薪行為惡意逃匿，最后被追究刑事責任，而在被追訴期間依然沒有正確認識，不能積極退賠的，要依法從重處罰。檢察機關曾在一個案件中提出一年量刑建議，應該說是比較重的。
辦理“惡意欠薪”案件的原則和底線是什么？
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 第一檢察廳廳長 苗生明：對企業(yè)主來說，在經營過程中，對農民工、職工合法正當?shù)膭趧訄蟪暌欢ㄒＵ?。如果確實遇到了生產經營上的困難，這也是正常的，要和工人積極友好協(xié)商。如果協(xié)商不成，還可以通過民事訴訟，通過行政調解各種方式來解決，千萬不能惡意欠薪，構成犯罪。
